一、开怀天下事 不言身与家 —— 曾志
1911年，旧历的宣统三年，中国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也是在这一年，一个取名曾昭学的俊俏女娃娃出生在湖南宜章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谁也不曾预料，这个女娃娃不爱红装爱武装，和这一年的革命者一样，长成为中国革命的女战士。民国13年（1924年）秋，曾昭学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校积极参加反对旧礼教、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官僚军阀活动并加入共青团。15年(1926)8月，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同学问为何要改名，她的回答是：“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中国妇女是中国旧社会最受压迫的阶层，不仅要遵从夫权社会的封建伦理道德，还要承受政治和经济的约束和压迫，走出家庭的曾志接受了三个月的受训，，成为同去的20个女学员当中唯一坚持并通过训练的人，同年10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中国革命是社会革命，是政治革命，参与到男性为主的革命当中的曾志在经历了烽火洗礼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首先是革命者，其次才是女性。
在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15岁的曾志格外引人注目，其中农讲所的教务部主任夏明震（夏明翰的弟弟）便被她的蓬勃朝气和革命热情所吸引。
书香门弟出身的夏明震，英俊潇洒，热情洋溢，是名勇敢积极又才华出众的年轻共产党人。作为曾志的老师，他对这名初踏革命之路的少女影响是巨大的。曾志的第一个革命行动便是反抗家庭为她安排的包办婚姻，退回那位已经当上省议员的“前途无量”的未婚夫的聘礼，结束了这桩与生俱来的婚约，做了一名独立自主的新女性。
农讲所毕业后，曾志被分配到衡阳农民协会任妇女干事。夏明震是农民协会委员长，在共同的战斗中，他们终于结成感情深厚的革命伴侣。
1928年，夏明震担任郴州特委书记。那时，中国共产党还不够成熟，上级党的特派员提出一些左的政策，被反动分子所利用，他们煽动和裹胁一些群众围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曾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忙朝迁到山上的苏维埃政府跑去，想呼吁停止执行特派员的左的政策。但她晚了一步，苏维埃几位主要领导已经去召开群众大会，其中就有她新婚不久的丈夫夏明震。
第二天，在泛着血沫的河边，在殷红的河滩上，在横七竖八的尸体中，曾志找到了她的21岁的丈夫夏明震。丈夫仰面青天，双拳紧握，身上被刺了十几刀。曾志脱下军帽，朝她的亲人俯下身去。那一刻她懂得了什么叫革命，什么叫献身！她仿佛突然成熟了，从此，义无反顾地朝着丈夫未走完的路走下去。
之后曾志调入朱德的第七师师部，七师长是邓允庭，党代表是蔡协民。蔡协民是个穿长衫的知识分子，他相貌清瘦斯文，感情细腻缠绵，办事缜密，信仰坚贞不移。不久，蔡协民与曾志相爱结合了。 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后，，曾志和蔡协民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参加过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17岁的曾志就能手拿两把缚着红布的大刀率队打土豪开粮仓，经常带领农民自卫军清算劣绅地主，被百姓亲切的称为“红姑娘”；曾志在大井生下一个男孩。孩子出生26天后，曾志把孩子托付给了王佐部副连长石礼保，之后，到小井红军医院任党总支书记，后改名红四军医院。1928年夏，红军在小井设立了医务管理组，同年十月，建成了一栋双层全木质结构的红军医院。名“红光医院”设有门诊室、手术室、办公室及病房32间。1929年2月，被反动派烧毁，1967年又按原样恢复。这是我军第一所医院）。曾志为红军医院的建设，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了解除伤病员的痛苦，她想尽办法；为了革命事业，她将自己和蔡协民的亲骨肉送给了老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她不仅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而且还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
二、会师井冈，走向农村——闯出新路
走向井冈，走向农村，在农村建立政权，革命道路逐渐清晰。井冈山革命之火越来越旺，各路革命队伍开始汇聚井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逐步成型。
1、安源工人上井冈
安源，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毛泽东非常熟悉这个地方，当地的工人对毛泽东更是念念不忘。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的主体就是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从浏阳失利到文家市会合后，有一支60余人的安源工人爆破队，跟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1928年4月，湖南萍醴游击营在刘型、张汝泉的带领下上了井冈山。刘型回忆：“我们上井冈山时，原有100多人，结果六工陂打了一仗，到山上时只有50人，这里面有些是安源矿工。”另据宋新怀回忆：“在1928年5月间有几百长沙学生与安源煤矿工人克服了许多的困难，上了井冈山。”这些安源工人都成为井冈山上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2、彭德怀上井冈
平江起义：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率领800余名指挥员，举行了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的平江起义。24日上午，举行士兵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被推举为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滕代远为军党代表，邓萍为参谋长。全军连同新参军的工农群众共计有2500余人。
起义后，由于受优势敌军的包围，红五军守卫平江失利。对于失利的原因，彭德怀在1970年写的《第三次简历材料》中写道:这是“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
红五军退出平江后，为避免同优势的敌人作战，彭德怀率部队向浏阳、万载边界进发，并设法与红四军取得联系。在红五军退出平江后的3个月游击战争中，彭德怀率所部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大批敌人，先后攻占了铜鼓、修水等10余个重要县镇。
在与敌作战中，彭德怀总结了一套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如:“同敌人打圈子、打推磨仗（敌称为盘旋战术）”、“经常跳在敌军侧后方，使敌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1]等等。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与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心系井冈：同年10月，滕代远以湖南省委特派员名义，在铜鼓幽居召开湘鄂赣边5县（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县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进一步开展斗争的计划。会上，彭德怀主张红五军要以井冈山为榜样，到井冈山去，向井冈山学习。
对于上井冈山，彭德怀后来回忆说:早在1927年冬，他就注意到了井冈山。平江起义胜利后，就想“打通湘东与赣西朱毛取得联络”，“造成罗霄山脉整个的割据，促成湘鄂赣粤四省的总暴动”。[2]毛泽东在井冈山竖起的革命红旗，深深地吸引着彭德怀。彭德怀非常敬仰毛泽东，决心以朱毛红军为榜样，并亲自去井冈山“取经”，弄清革命性质、分田的办法等。1928年在彭德怀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不久，他在给黄公略的信中写道:“……秋收起义在农村，失败教训是盲动。惟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山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对毛泽东和井冈山的向往之心跃然纸上。
为什么以井冈山为旗帜、为榜样呢？当时，彭德怀认为:这个旗帜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实际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是失败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在井冈山会合，形成了当时的朱毛红军，成为红军旗帜，不仅有号召作用，而且要在红军发展中成为统帅，使全军有头。在彭德怀看来，在现代交通、通讯的条件下，打土豪、分田地，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而不实行耕者有其田，也就建立不起根据地。在这个问题上，彭德怀对毛泽东产生了敬仰。[3]
胜利会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一、三纵队向南进发，准备与红四军取得联系。转战中，尽管指战员衣衫槛褛，但广大指战员只有一个信念，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会合。毛泽东获悉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后建立的红五军主力即将来井冈山后，同朱德决定派何长工、毕占云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城迎接。1928年11月下旬，红五军于莲花城北九都与前来迎接的何、毕率领的红四军的部队会合。在何长工的带领下，彭德怀等经三湾、古城到达宁冈县城，两军实现了胜利会师。
彭德怀第一次与毛泽东相见，是在宁冈县茨坪一家中农的住房里。彭德怀走进屋里。看到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向他伸出手，与自己一样的口音热情地说：你也走到了我们一条路上来了，中国革命条件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胜利，民主革命也要胜利。[4]毛泽东与彭德怀实现了第一次握手，从此，也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30多年的共同战斗的生活。
3、井冈山会师
湘南起义：1928年1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近800人从粤北转至湘南宜章县境。1月12日，智取宜章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随即，南昌起义军余部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并组建了宜章农军。在粉碎国民党军许克祥部反扑后，于2月6日建立宜章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领导下，工农群众纷纷起义。工农革命军第1师先后协助当地农军占领郴县、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城，并相继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3月中旬，湘南特委在永兴县太平楼召开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湘南起义过程中，中共湘南特委将宜章、耒阳、郴县和永兴、资兴五县农军，分别编成工农革命军第3、第4、第7师和两个独立团，共8000余人。
挺进井冈：3月下旬，国民党军7个师向湘南地区反扑。为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朱德当机立断，作出退出湘南、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
还在3月上旬，当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1师进驻酃县中村时，得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正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当即决定兵分两路去迎接朱德、陈毅部上山：一路由他和何挺颖、张子清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从江西宁冈的砻市出发，楔入湘南的桂东、汝城之间；另一路由何长工、袁文才、王佐率领第2团从井冈山大井出发，向资兴、郴州方向前进。毛泽东还派毛泽覃带着一个特务连赶到郴州，同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取得联系。
胜利会师：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部队返回砻市，立刻到龙江书院去见朱德。毛泽东同朱德的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是共产党我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辖3个师，朱德、毛泽东、陈毅分任第10、第11、第12师师长，共1万余人。不久取消师的建制，编为6个团。5月下旬，第30、第33团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在井冈山的部队为第28团（由南昌起义军余部组成）、第29团（由湘南宜章农民军组成）、第31团（由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第32团（由袁文才、王佐部队组成），共6000余人。
三、平凡，但又感人的故事—朱德的扁担
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厅中，有一根普通而又珍贵的扁担，它向人们述说着一个感人的故事。巍巍井冈山，绵亘五百里，是湘赣两省的交界，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周围都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人口不满二千，产谷不到万担”，虽然山上是产粮的地方，农民在山腰和山脚的小平坝上到处开荒种地，庄稼收成也算过得去，但井冈山上的十几个村庄，男女老少除了他们自己吃的粮外，剩下就不多了。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由于湘赣两省敌军的严密封锁，井冈山根据地同国民党统治区几乎断绝了一切贸易往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所需要的食盐、棉花、布匹、药材以及粮食奇缺，筹款也遇到很多困难。红军官兵除粮食外，每人每天5分钱的伙食费也难以为继。一日三餐大多是糙米饭、南瓜汤，有时还吃野菜，严冬已到，战士们仍然穿着单衣。红军上山不久，虽然通过宣传和实际行动，军民之间的关系很快就融洽了，老百姓支援军队的热情十分高涨。他们说：“宁愿我们自己苦一点，也不能叫我们军队冻着、饿着呀！”毛泽东作为党代表，十分注意红军的群众工作。他认为，老百姓积极支援部队，当然是好事，但对部队来说，要尽可能地减少群众的负担。
1928年冬天，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通过自己筹备充足的粮食，解决井冈山根据地军民的吃粮问题，红4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当时挑粮上山成了红军的一项经常性工作。这些粮食大部分从宁冈的大陇运来，大陇的粮食是由砻市、古城等地集中起来而存放在那里的。从宁冈的茅坪到井冈山茨坪，足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十分难走，就是空手下山上山都很吃力，肩上挑着百十来斤的粮食就更困难了。每次挑粮，大家总是起早赶路，摸黑回山。战士们有的用箩筐挑粮，有的用口袋背粮；没有工具的战士索性脱下长裤，把裤口扎紧，把粮食装满两条裤腿往肩上一搭一样方便。这样，大家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越岭，穿行在井冈山的蜿蜒山径上。
那年，朱德军长已经四十多岁了，朱德参加革命以前是滇军的少将旅长，可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翻身、解放，抛弃高官厚禄，毅然参加革命，上了井冈山。每次挑粮他总是跟年轻战士们一起去。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战士们看到朱军长经常开会到深夜，白天还要和大家一起挑粮，从心眼里敬佩朱军长，但又心疼他，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就商量一起到朱德军长面前提“抗议”，劝他少挑些。朱军长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说：“同志们，今天我们来比比赛，看谁最先赶到黄洋界上的大槲树那儿!”一听说比赛，战士们劲头来了：“好啊!谁先到大槲树谁是英雄!”一个战士灵机一动说：“朱军长，比赛可以，但有个条件。”朱军长问：“什么条件?”战士说：“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分给我们一点。”朱军长一听，爽朗地笑起来了：“那可不行，吃饭有我，挑粮也应该有我呀！”说着，挑起担子就走了，留下了一阵笑声。中午时分，队伍赶到黄洋界大槲树下休息。
黄洋界海拔1300多米，地势险要雄伟，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万丈悬崖。这里云海翻涌时如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故黄洋界又称“汪洋界”。休息时战士们心疼朱军长，就议论开来了，七嘴八舌地劝说自己敬爱的首长不要去挑粮食了，有的战士劝说道：“军长，你那么忙，年龄又比我们大，就不要挑粮。”还有的战士说：“军长，你晚上要开会研究作战大事，白天还要参加运粮劳动，别把身子骨累坏了。我们每人多挑一点，就把你的任务完成了。”朱德回答说：“挑粮是件大事，我身体好，军事工作可以安排早晚时间处理，挑粮不能不去，再说，垮不了。”大家劝也劝不住，讲也讲不过，第二天他又出现在挑粮的队伍中。
怎么办呢？通信员朱良才想了一条“妙计”，干脆就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有一天早晨，大家又要去挑粮。朱德也去拿自己的扁担，奇怪，扁担不见了！他找来找去，怎么也找不着，心里很着急。他亲自找到军需处长范树德，让他再准备一根扁担，范树德当即带上勤务兵，到桃寮村张家祠附近找到一个姓张的中年妇女，用一个铜板向她买了一根毛竹，削成两根扁担，一根送朱德同志，另一根留着自用。为防止战士们再藏他的扁担，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范树德用毛笔在一端写上：‘朱德扁担’，另一端写上‘不准乱拿’八个字。朱德笑着说：“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第二天，三星未落，挑粮的队伍又出发了，朱德仍然走在战士们中间，大家看见他又有了一根新扁担，感到十分惊奇，崇敬之外更增添了几分干劲，越发敬爱朱德军长，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军长朱德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大大增强了红军战士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因此挑粮的积极性也更高了。你追我赶，奋勇当先。大家虽然热汗淋漓，但格外高兴，有的战士还编写了这样一首歌谣：“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大家齐心协力，粉碎敌人会剿。”从此，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传开了。
1956年7月，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面向全军全国举行征文活动。为此，总政正式下发了通知。当年朱德的通信员，开国上将朱良才经过深思熟虑，仅仅用六百多字，就将这个故事完整而精彩地写成了《朱德的扁担》。1959年，《朱德的扁担》被有些省市编进小学语文课本之中，1961年被教育部列入全国中学、小学的语文课本之中。这个红色经典，这种“扁担精神”，即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的精神，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